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强调“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的耕作经验和技术体系，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习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挖掘梳理中国传统农耕技术，探索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与现代农学相结合等问题，可以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化传承、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当下的三农建设与乡村振兴。

  中国传统农耕技术内涵博大、意蕴深邃，具有鲜明的整体性、体系化与亲自然色彩。在“三才”理论的指导下，传统农耕技术以宏大的“天地人”为指向，以精耕细作实现农业与自然的循环永续发展，总体上可归纳为四大体系。

  一是以地力常新壮为特征的土地利用体系。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感叹，中国人即使到了西伯利亚，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能否种地。土地是国人的命根子，农事活动的第一步就是“相地之宜”。得益于广开肥源、培肥地力、用养结合的土地利用之法，传统土地越耕越肥，产量越种越高，至迟在汉代，古人就已注重积肥，南宋《陈[~符号~]农书》将此精要总结为“地力常新壮”。明清时期农家肥源类型已超过100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一切可利用的废弃物都已进入农业生产循环中，并相应发明了沤肥、堆肥、熏土、煮粪、粪丹等系列积肥方法。我国传统的“时加新沃，以粪治之”改田养田体系在后世曾得到近代农业化学之父李比希的科学验证与高度评价。

  二是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田间管理体系。精耕细作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最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两汉时期，在铁制农具与牛耕大规模应用的背景下，时人逐步抛弃商周时期的轮荒耕作而改为土地连种、轮作复种制，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提倡“深耕”“疾耰”“易耨”等。魏晋时期，北方轮作制已臻大成，不仅确立了豆类作物与粮食作物的轮作布局，而且形成了“耕—耙—耢—压—锄”的田间管理技术体系。唐宋之际，国家经济中心南移，“耕—耙—耖—耘—耥”南方水田技术体系日臻成熟，为稻麦两熟制的推广扫清了技术障碍。明清时期，我国在人均不到两亩耕地的情况下，实现了养活四亿人口的奇迹，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可谓了不起的成就。

  三是以阴阳辩证为特征的防灾抗逆体系。农业历史学界曾发问：“近几十年里农业害虫灾害何以越来越严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长达数千年的传统农作史上农业灾害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传统农业没有今天的化学杀虫剂、除草剂等技术，但拥有十分有效的以阴阳辩证为特征的防灾抗逆体系。受朴素辩证思想影响，我国先民普遍具有强烈的农时意识，以求适应阴阳之转换，合乎天地之大道。战国后期，人们对农时的掌握经历了从物候指时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的发展过程。在地利方面，“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除了相土改田、变废为宝等外，先民十分注重兴修水利工程，变水害变水利，既治水又治田。

  四是以因地制宜为特征的良种选育体系。自农业起源之初起，我国先民就注意到选优去劣的选种繁育之重要。在作物育种方面，早在西汉就有穗选法的记载，南北朝时出现了类似今种子田的防杂保纯技术。从耿荫楼《国脉民天》等古农书中记载的“养种”“择种”法来看，明代的良种选育技术已然十分普及，清代更是实现了水稻“单科”选择的突破。在家畜繁育方面，主要采用种内、间杂交与活体饲养的方式进行选优选育，发明的“相畜术”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我国传统农业种质在经历漫长的人工定向选育后形成了庞大的品种资源库，仅水稻地方品种文献记载就超过5万种。不同地域与民族的良种选育，都深刻反映出鲜明的因地制宜特征，百花齐放，各具特色。

  传统农耕技术体系在我国历数千年而不衰，且历久弥新，代有传承。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得到高度重视，传统农耕技术体系日益在古与今、中与外的和合融通中发挥出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传统农耕技术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中国传统农业历来被公认是可持续农业的典范，甚至被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金等推崇为“永续农业”。《吕氏春秋》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古人敬畏天地、尊重自然，在技术的整体面向上追求天人合一与万物和谐，诸如培肥地力、废物利用等亲自然行为就成了一种必然的技术选择。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化传承从未断绝的国家，其原因见仁见智，但传统农耕技术体系彰显出的稳定粮食供给能力与和谐的天人关系无疑是中华文明得以永续最为重要的保障。

  其次，传统农耕技术体系是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一。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一。我国先民以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与农业生产与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于国家文明，农耕文化是血脉；于农耕文化，生产技术是根本。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兴盛源自农耕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耕读传家”“家国情怀”的中华传统价值观。

  最后，传统农耕技术体系是世界文明互鉴的样板。习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传统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有兼容并包的气度与能力。史前时期，西亚麦类就已传入中土。其后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大量“胡”“番”“洋”类农作物陆续来华。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称赞国人善于把外来物种有效“纳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作为世界农业三大起源中心之一，中国也向世界输送了发达的农业技术与文化。在当今全球1440多种主要农作物中，中国原产农作物数量约占1/4，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农业的资源整合与技术革新。

  传统农耕技术体系熔铸了中华民族最本质的特质标识，其蕴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如何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简要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古为今用，服务新时代三农。慢慢的变多的学者意识到，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并非简单的落后与先进之分，传统农耕技术体系内蕴的系统观、低污染、可持续是化学石油型农业极度缺乏的，其对于维系生物多样性、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资源持续利用、种质资源库建设等方面能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把传统农耕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去芜取精、活化利用，为新时代三农事业助力赋能。

  第二，耕读传家，做好青少年教育。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耕读传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家训与传统，在青少年普遍“五谷不分，菽麦不辨”的当下更具意义与紧迫性。《围炉夜话》载曰：“耕所以养生，读所以明道”，孩子们进入农村体验农事生产，既可以收获生活艰辛的体验与体质的锻炼，更能体悟历代先贤的智慧结晶。自2021年起，教育部文件连续强调践行“耕读教育”。只有把乡村当教室、土地当课堂，青少年才能在“劳其筋骨”的过程中收获“粮心”，在“苦乏其身”的历练中健康成长。

  第三，讲好故事，提升中华影响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们大家可以在传统农耕技术体系中找到丰富多元的“素材”。“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中华农耕文明不仅长期领先于世界，其多元交汇的特质与兼容并包的气度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从传统农耕技术出发，既能以农传声，相对容易地超越国家与民族壁垒，以唤起大众最深层的亲近感与认同感；更能以农载道，在外国人民感受中华传统农耕魅力的同时推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