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更另全家合影照（前排左起：陈文新 刘尽晖 刘更另，后排：刘科沙，1986年11月摄于北京）

  1963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条农业科学试验的正确道路》。

  当年刘更另看到这封信后，觉得信中对他个人“赞扬”太多，故将此信锁在箱里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将这封信寄给湖南祁阳官山坪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希望以此鼓励年轻科学家扎根生产第一线，为新农村建设作出新贡献。

  土壤肥料植物营养专家。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59年获苏联季米里亚节夫农学院副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20世纪60年代首次解决了水稻“坐秋”问题，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机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钾肥提高绿肥田稻谷产量，创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战略措施和技术；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锌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亚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90年代创造出“水平浅沟、沟坑相连、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为发展林果业、草业，恢复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从1975年起，先后在全国主要农业区布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长期定位实验，获得了大量科学资料。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中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领导、专家的亲切关怀下，刘更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于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间我们收获了较多有史料价值的资料。1983年5月25日由衡阳地委写给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封信就是这里面之一。

  为此，采集小组走访了原衡阳地委副书记唐盛世和地方农业专家以及刘更另的老伴陈文新等人。刘更另在20世纪60~80年代为南方低产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对衡阳地区水稻生产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贵院土肥所于一九六O年在我区祁阳县官山坪建立农村基点二十多年来，他们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在刘更另同志的带领下，长期在农村蹲点，深入群众，总结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同农民的生产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知识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服务。他们积极与省、地、县有关业务部门开展协作，为南方低产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种植绿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发展双季稻、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施用钾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对我区水稻生产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该站运用多种方法，帮助我区培训农业技术员。实践证明，他们长时间坚持科研、为农村服务的方向，坚持“试验、示范、推广”三结合的做法是正确的，是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对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深表感谢。特别是刘更另同志这种长期深入农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热心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

  我区共有土地面积二千二百二十五万多亩，其中红（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综合利用改良红（黄）壤是我区农业发展的策略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此，我们要求在继续办好祁阳改良实验站的同时，在衡阳设立红壤改良实验站，为我区红（黄）壤综合利用改良和我区农业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年，刘更另看到信件后，觉得信中对他个人“赞扬”太多，故将此信锁在箱里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将这封信寄给湖南祁阳官山坪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希望以此鼓励年轻科学家，坚持“试验、示范、推广”三结合的做法，发扬过去“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继续扎根生产第一线，为新农村建设作出新贡献。

  2015年4月14日，原衡阳地委副书记、零陵地委书记，87岁高龄的唐盛世同志，向采集小组讲述了当年刘更另改良低产田的故事。

  1961~1995年，唐盛世曾任原祁东县委书记、祁阳县委书记、常宁县委书记，衡阳地委副书记，零陵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等职。他回忆刘更另当年在衡阳、零陵地区改良低产田，推广“冬干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标、绿肥治本，单季改双季、晚稻超早稻等故事时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960年3月，中央、省、地、县组建了共22人的低产田改良联合工作组（以下简称联合工作组），驻点湖南祁阳官山坪，其目的是改良低产田，提高粮食产量，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

  “我跟刘更另是在衡阳地区开现场会和县委书记会议时认识的。当年，县委书记开会就两件事：一是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二是抓生产问题，提高粮食产量。”唐盛世回忆说。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处于极度困难之中，怎么样才能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头等大事。“那时粮食亩产仅三四百斤，老百姓一年差半年粮，一到青黄不接季节就吃不饱饭，情况很严重。因此，地委开的会议大多是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时衡阳地委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县委书记会议，刘更另作为农业专家，每次都被邀请参加，并与他们吃住在一块。这样一来，唐盛世跟刘更另接触多了，也更了解他了。

  1961年，时任祁东县委书记的唐盛世，把官山坪鸭屎泥田改良经验作为祁东县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并多次邀请刘更另到祁东各地作技术指导。这样一来，唐盛世就更加熟悉这位留苏的“洋博士”了。

  “为什么1961年祁东县的粮食产量比祁阳县高呢？主要是鸭屎泥田改良的成绩，这其中有刘更另的很大功劳！”唐盛世说。

  官山坪大队的经验带动了地、县粮食增产。当时的湖南省委副书记李瑞山专门在官山坪基点召开现场会，大力宣传推广官山坪大队增产粮食的“官山坪经验”。当年湖南省6个地区推广面积295万亩，增产稻谷3.6亿斤。1964年祁阳县推广“官山坪经验”17万亩，增产30%～50%。

  为此，《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发表社论，对北京派来的这些青年农学家深入农村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

  “这些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努力完成的。他们既得到过成功的喜悦，也饱尝过失败的苦头。刘更另作为科技带头人，更是绞尽了脑汁，花费了心血。”唐盛世感慨道。

  1961年11月，正是晚稻收获季节，作为湖南祁阳人的时任中央中南局陶铸第一次回祁阳。在经过祁东县时，看到晚稻一片金黄的丰收景象，陶铸颇为欣喜。陪同的唐盛世告诉他：“是北京来的科学家立了大功呀！”陶铸一听便点头称赞：“真正的科学技术是非常了不起的。鸭屎泥田改良作出了这么大成绩，很不简单！”同时感叹说，“北京来的科学家在这一个地区待几年，很不容易！”

  1963年11月17日，陶铸第二次回祁阳。恰又是晚稻收割季节，看到祁阳县的晚稻一片金黄、大面积丰收的喜人景象，陶铸特别高兴，决定第一站就去官山坪基地视察，看望在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人员。这次，陪同陶铸去官山坪基地考察的，还有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韩光，湖南省委张平化、书记王延春，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以及衡阳地委书记荣成和、副书记杨文正、秘书长徐杰、祁东县委书记唐盛世、祁阳县委书记李建春等一行20余人。

  在官山坪基地，陶铸首先代表祁阳县人民，感谢官山坪工作组的科学技术人员，为解决鸭屎泥田低产问题立了大功。接着，他主持召开座谈会，当了解到官山坪基地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作、生活上的困难时，便勉励科学技术人员克服困难，继续努力，并表示对官山坪科学技术人员要给予最大可能的关心。

  从这以后，祁阳官山坪低产田改良联合工作组改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科学工作站”（以下简称祁阳工作站），建立永久性科研基地，长时间坚持农村科学研究，在生产中察觉缺陷、处理问题。刘更另为第一任站长。

  鸭屎泥田冬干水稻“坐秋”防治成功后，刘更另又提出了“单季改双季，晚稻超早稻”的设想，将此作为当地粮食再增产的关键突破口。

  “衡阳地区祁阳县解放前就有种双季稻的地方，如下马渡、大桥湾等，但产量很低，不到200斤。1960年工作组在祁阳官山坪蹲点，施用磷肥改良鸭屎泥田取得突破。接下来，刘更另又提出磷肥治标，绿肥治本，单季改双季，晚稻超早稻的口号，记得当时衡阳地委开会讨论这些时，县委书记们都将信将疑。”当年发展双季稻的曲折历程，唐盛世至今印象深刻。

  衡阳地区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总面积15310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556万余亩，占24.24%，人均耕地仅0.8亩，属人多田少地区。

  为了尽快提高全区粮食产量，衡阳地委特任刘更另为衡阳地委农业组副组长。因此，衡阳地委每次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时，刘更另都参加并做技术报告。他对“磷肥治标，绿肥治本，单季改双季，晚稻超早稻”的技术，从理论到实践讲得非常好。唐盛世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刘更另讲的很多农业科学大道理我不完全懂。但是，衡阳地区、零陵地区乃至湘南地区的粮食产量翻番，老百姓能吃饱饭了！这就使我很受感动。”唐盛世告诉采集小组。

  从1964年起，衡阳地区大力推广“官山坪经验”，施用磷肥、种植绿肥、单季改双季，双季稻面积迅速扩大，单产明显提高。

  到1974年，衡阳地区普及了双季稻（占稻田面积78％），普及了绿肥草籽，普及了氮磷化肥，普及了矮杆良种及合理密植栽培，双季稻绿肥制度发展巩固了，粮食总产比1963年增加21亿斤，相当于1963年的1.5倍。从1964年到1974年的10年间，衡阳地区早稻单产提高230斤，达到568斤；而晚稻单产只提高了84斤，仅达287斤，还是早稻高产，晚稻低产，两者相差近1倍。

  1975年，刘更另根据当时生产条件，再次向衡阳地委写了《力争晚稻超早稻》的建议。在建议中他提出争取做到“三早”，即早插、早管、早追肥，说这是夺取晚稻高产的关键。插秧要求早、管理要求早、追肥要求早，充分的利用七、八月的光热条件，促使禾苗发蔸分蘖、壮苗壮杆。在施肥问题上提倡早施、深施，以充分的发挥肥料效果，延长肥劲。在管理上特别强调中耕质量，第一次中耕要早、细，做到田平泥活，土肥相融。并且要精心防治病虫害，以减少损失。衡阳地委当即转发了建议，并采取有力措施，在全区掀起了“晚稻超早稻”的群众运动。

  据统计，从1975年到1980年，衡阳全区351万亩晚稻单产由287斤提高到584斤，平均每年增产18.8%；总产由9.8亿斤上升到21.6亿斤，增产1倍以上。有两个县和一大批社队实现了“晚稻超早稻”的目标。尤其是1980年，在全区晚稻面积减少35万亩的情况下，晚稻总产仍比上年增加了5000多万斤。

  实际上，当年衡阳地委要求各县接受刘更另“晚稻超早稻”的建议时，遭遇了很多阻力，就连县、区、社干部都“将信将疑”。在干部中甚至有人编了首顺口溜来挖苦他们：“晚稻超早稻，年年发号召。实在办不到，何必放空炮。”

  为此，刘更另顶住压力，在连续几年向衡阳地委提出“晚稻超早稻”的建议时，选择一些公社进行试点，从栽培技术上、管理上，逐步的提升晚稻产量。直到1978年,祁阳县才实行了全县“单季改双季，晚稻超早稻”的目标。

  “衡阳地区普及双季稻整整花了10年时间（从1963年到1973年），从晚稻超早稻的设想提出，到大面积实现这个目标，整整花了16年时间（从1964年到1980年）。看来，农业生产发展的潜在能力很大，如何发挥这个潜力，需要农业科学工作者和有关人士从技术上、从种植制度上不懈地长期努力。”这是刘更另长时间坚持农业第一线科学研究与实践的总结。

  “我的丈夫刘更另事业心很强，是个工作狂，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很少，有时一年在家呆的时间不到一个月。”2014年12月26日，刘更另的老伴、90岁高龄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新在接受采集小组访谈时介绍说。

  “我对他学习和工作的艰苦努力劲头还是很看重的。我们在苏联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回国后又有了第二个孩子，都是由我及我家人负责抚养的。或许是因为孩子，让我们彼此变得宽容些。”回忆往事，陈文新为老伴刘更另的去世，感觉到很悲伤。

  陈文新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刘更另被关押进“牛棚”，遭受过批斗、毒打。1969年7月，刘更另结束“牛棚”生活，下放到河南安阳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1年5月，正在田间劳动的刘更另，突然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回北京办理调动手续调去北京农业大学工作。他感到很突然，但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祁阳工作站的科研和衡阳地区粮食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1973年4月23日，经北京农大领导批准，刘更另调回祁阳工作站。在湖南省农科院、省科委支持下，他回到祁阳开始科研工作。在全国四级农科网的推动下组建了官山坪大队农科队，建立繁殖良种、种植密度、施肥等试验田和三熟高产试验。那年9月13日，他被正式宣布。

  陈文新还清楚地记得，1974年2月5日，农业部全国农业大会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召开，祁阳官山坪大队支部书记王伦相应邀参加，并在大会上介绍“官山坪经验”。2月7日，刘更另作为大会代表参观农展馆的官山坪低产田改良展览。晚上，他急忙赶往会议代表驻地（北京友谊宾馆），与王伦相共商官山坪新的一年农业发展计划。2月11日，刘更另回到离开7年之久的祁阳工作站，开始新的工作

  这一年，刘更另在祁阳官山坪基地蹲点324天，大年三十是在火车上过的，回到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早晨。

  1986年，刘更另在回顾祁阳实验站20多年的发展历史时总结说：“我们得出一条经验：这就是长时间坚持，必有成效。”

  20世纪60年代，他们成功研究了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发展豆科绿肥，以磷增氮，以无机肥换有机肥，培肥改良土壤；在磷肥绿肥的基础上，发展双季稻，提高复种指数。这几项措施，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产量，推动了湘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70年代初，双季稻绿肥制度出现了新问题，即苗好谷差，病虫害严重。经过反复实验，他们得出施用钾肥提高作物抗性、增加结实率和千粒重的经验，并总结出与双季稻绿肥制度相适应的施肥制度，这就是“秧田靠精肥，多施磷钾肥，早稻绿肥加面肥，晚稻化肥加杂肥。根据叶色施追肥，穗期适当补氮肥”，来保证了双季稻绿肥制度的持续增产。

  70年代中期，他们重点研究了晚稻生态条件、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总结出早插、早管、早追肥的“三早”管理经验，并向衡阳地委提出了“提高晚稻单产，实行晚稻超早稻”的建议。衡阳地委根据他们的建议，狠抓晚稻，开展“晚稻超早稻”的活动。在1975～1980年6年间，衡阳地区晚稻总产量增加1倍，平均每年增产18.6%。

  80年代中期，他们研究了深泥脚田水稻“起垄栽培技术”、使用锌肥防治水稻“僵苗”技术，在湘南衡阳、零陵、邵阳等3个地区示范推广，获得大面积丰产。

  80年代中后期，他们发现了常宁县的砷毒田，研究综合措施改良砷毒田取得阶段性成果。

  科学源于生产，生产需要科学。在农业生产前线进行科学实验，有利于察觉缺陷，提出切合实际的课题；有利于解决生产问题，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迅速把科学技术转变成生产力。

  20多年在农村基地进行科学实验，刘更另总结出“抓生产问题，做基础工作；用先进手段，攻薄弱环节；得综合成果，出专门人才”的30字铭言。

  祁阳实验站在刘更另的带领下，为衡阳地区乃至南方红壤地区的农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格外的重视。这就是1983年5月25日，衡阳地委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写这封信的原因。

  1983年，原农业部决定将“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更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原祁阳官山坪基地为实验站“实验区”。